衡阳湘剧和长沙湘剧和湖南湘剧是同一种概念吗?

衡阳湘剧和长沙湘剧和湖南湘剧是同一种概念吗?

不是。

湘剧初为泛指,即湖南境内所有地方剧种的合称。旧时民间所说的大戏班子包括长沙班子、湘潭班子、衡州班子、祁阳班子、岳州班子、常德班子、辰州班子等,都是以戏班活动的中心地域命名。在剧种命名尚不规范的时候,湖南有长沙湘剧(长沙班子、湘潭班子),衡阳湘剧(衡州班子)、常德湘剧(常德班子)、岳湘剧(岳州班子)等好几种冠名湘剧、湘戏的大戏剧种。1950年代常德地区的湘剧团更名为汉剧团、荆河戏剧团,岳阳地区的湘剧团更名为巴陵戏剧团后,就只剩下长沙湘剧、衡阳湘剧两种。再经过约定俗成,湘剧就变成专指长沙湘剧了。

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中,Ⅳ—13“湘剧”指的是衡阳湘剧,这从它的申报地区是湖南省衡阳市可知。2008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遗中,Ⅳ-127“湘剧”既包括湘剧也包括衡阳湘剧,它的三个申报单位或地区分别是湖南省湘剧院、长沙市、桂阳县,桂阳县湘剧团即是衡阳湘剧。

湘剧和衡阳湘剧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交流甚多,但也形成了鲜明的区别。

首先是舞台语言,湘剧用的是“中州韵,长沙官话”,衡阳湘剧用的是“中州韵,衡阳官话”。但老实说这个差别不大。

其次是声腔。湘剧的四大声腔是“高腔、低牌子、昆腔、乱弹(弹腔)”,衡阳湘剧的三大声腔是“高腔、昆腔、弹腔”。目前湘剧的发展重点、特色是高腔,衡阳湘剧则为昆腔。

湘剧的四大声腔中,高腔历史最为悠久。低牌子的来历分歧较大,一说低牌子也是昆腔,二说低牌子是宋元南北曲的遗音,但从历史资料来看,低牌子大致和高腔产生于同一时期是无疑的。弹腔实际是一组声腔,包括南北路(即西皮、二黄和四平调等辅助腔调)和杂腔小调,是四大声腔中进入湘剧最晚的。在建国以前,湘剧的昆腔已经衰落,低牌子保存在高腔连台大戏中,高腔不断受到挤压,弹腔一家独大。建国以后的戏改工作中,鉴于高腔是稀有声腔(全国主要就川、湘、赣三家),而弹腔的话再怎么唱也唱不过京剧,因此确定湘剧重点发展高腔。

衡阳湘剧和湘剧比,高、昆、弹基本是一样的,但没有低牌子。湘剧的高腔、低牌子兼唱的连台大戏,在衡阳湘剧中表现为高腔、昆腔兼唱的连台大戏。因此这也是为什么部分戏曲研究者认为湘剧低牌子就是昆曲的例证之一。衡阳湘剧保留了较多昆腔,在湖南8个地方大戏剧种中,仅次于湘昆。而昆腔在湘剧中,自1935年京剧名家程砚秋来湘观看昆腔折子戏《别母乱箭》后已成绝响。

再者是剧目。湘剧自确定重点发展高腔后,整理了一批高腔十大记,即《拜月记》《追鱼记》《覆水记》《百花记》《金丸记》《琵琶记》《白兔记》《金印记》《鹦鹉记》《玉簪记》,其中《抢伞》《打猎》《回书》《琵琶上路》都是湘剧代表性的高腔折子戏。衡阳湘剧代表性的昆腔折子戏有《醉打山门》《昭君和番》等。其中《昭君和番》,湘剧在清代道光年间还是唱昆腔的,现已改唱高腔,可见二者发展趋势异同。

最后是行当。湘剧的行当有十二个,头靠、二靠、唱功、小生、大花、二花、紫脸、二花、正旦、花旦、武旦和婆旦。衡阳湘剧是九个,即老生、正生、小生、大花、二花、三花、正旦、老旦、小旦,俗称九人头。从历史资料来看,湘剧早年也是九人头,后来演变成十二个行当是因为弹腔戏的发展,刺激了生行、净行中唱功的发展,和旦行中打功的发展,出现了唱功、紫脸、武旦三个新的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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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剧语言调值

阴平33,阳平13,上声41,阴去55,阳去11,入声14

衡阳湘剧语言调值

阴平55,阳平33,上声41,去声13,入声11

高腔

湖南现存高腔有五路。传统上说法是长沙高腔、祁阳高腔、辰河高腔、常德高腔四路(见《高腔学术讨论文集》),把衡阳高腔漏掉了,主要原因是衡阳湘剧确立重点发展昆腔的路线后,外人容易忽视其高腔,且传统上将衡阳湘剧和湘剧混为一谈,认为两者的高腔是一路。但衡阳高腔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所以到编写《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的时候,又把衡阳高腔单独拎出来,说湖南有五路高腔了。不过对衡阳高腔的特点,一直以来分析不多,只说它夹在长沙高腔(湘剧)和祁阳高腔(祁剧)之间,融合了两者的特点,和没说差不多。

长沙高腔的打击乐,在人声帮腔结束时有个“多册”的打法,其中“多”在眼的位置,“册”在板的位置,是湘剧特色,其他高腔不具备。因为“册”占用了板位,所以下一句唱腔要在眼上开唱,形成了湘剧特有的节奏。又因为有时候起唱的位置不好安排唱词,所以这个眼的位置需要填入“哎”“那”等语气词作为衬字。衡阳高腔没有“多册”,下一句直接在板上开唱。此外,长沙高腔多切分型节奏,衡阳高腔无此明显特征。

高腔剧目中有很多封建迷信的东西,这是因为高腔从诞生伊始便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和道教、佛教等宗教音乐也是血与肉割不断的兄弟。由于长沙是省会,因此观众开化程度、政府禁戏对戏曲的影响程度更大。讲观音得道的高腔《南游记》在衡阳湘剧保存比较完整,而在湘剧中却失传得厉害,和民国时期长沙政府禁戏直接封杀《南游记》有很大关系。

昆腔

湘剧昆腔现已失传,从仅存的《思凡》曲谱(衡阳湘剧也有此剧)来看,两者昆腔差别较大。湘剧昆腔较为细腻委婉,并且可能是全国各地昆曲中最为曲折跌宕的一个支派,上声字仍按昆曲原调作低唱。衡阳湘剧昆腔曲调没有那么多加花,上声字已经依照本地方言声调作高唱。比较奇葩的是,在长沙、衡阳方言中,上声字调值都是41,但两地昆腔在处理上声字时采取的是截然相反的做法。

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的记载,康熙年间衡阳戏班演唱昆曲时,已经是“楚人强作吴歈,丑拙至不可忍”的状态。说明在17世纪末,衡阳湘剧的昆腔已经出现了本地化的因素。

而同一时期,长沙也有高、昆间唱的福秀班等戏班。湘剧高腔在这一时期从昆曲中吸收了苏锣等打击乐,又从昆曲《白兔记》中借鉴了载歌载舞的演出形式,湘剧可能在同一时期也开始了昆腔本地化进程。但康、雍年间湖广分省,湖南独立建省,长沙成为省会,云集了一批省级衙门,产生了大量昆曲演出需求。乾隆初年,昆班大普庆班从北京成建制南下,并很快在长沙官府堂会演出中取得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一直维持到同治年间,湖南巡抚王文韶看戏仍以大普庆班应召次数最多,但此时大普庆班在民间演出已很成问题了),这直接打断了湘剧原有的昆腔本地化进程。此后一直至19世纪末的光绪年间,大普庆班艺人熊庆麟迫于生存压力,才尝试改用长沙官话唱昆曲,重新开启湘剧昆腔的本地化进程,但已经来不及了。从湘剧昆腔的余韵《思凡》《春香闹学》来看,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50年代挖掘的《春香闹学》,时人直接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期间,湘剧艺人周曼平、王舜华、徐韵培三人曾合演昆曲《闹学》一剧,用昆剧原曲,舞台语言则是长沙湘剧的特有语言”,可见音乐也没有随着舞台语言的变化而有太多变化。至于80年代录音的《思凡》,则在上声字、入声字腔格方面仍遵循昆曲原调的处理方式,也无本质性改变。

长沙、衡阳两地毗邻,但昆曲进入湘剧、衡阳湘剧后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湘剧昆腔全数失传、有名无实,衡阳湘剧却保存了较多的昆腔剧目,建国后还重点发展昆腔。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传统上认为昆曲依托于文人士大夫,这方面,长沙观众基础比衡阳好,但结果却是翻转的。归根结底,衡阳昆曲早在17世纪末就已经本地化了,长沙昆曲在19世纪末才重新本地化,中间差了200年,而这200年正是花部兴起、雅部衰落的大变革期。衡阳昆曲因为本地化而受到农民欢迎,面对花部挤压仍然保持了很强势力,最终延续至今。长沙昆曲固守成规,固然在官府堂会上盛极一时,但面对花部席卷之势却毫无招架之力,最终在民间演出市场一败涂地。

弹腔

湘剧、衡阳湘剧在弹腔方面交流较多。衡阳湘剧在清末、民国年间所办科班,很多是邀请湘剧方面艺人来传授弹腔,但高、昆腔还是本地艺人教授的居多。不过从曲调、板式等方面来看,衡阳湘剧弹腔又和隔壁的祁剧弹腔有过很多共同点,比如都把四平调叫【弋板】(湘剧叫【平板】),把吹腔叫【安春调】(湘剧叫【安庆调】)。

总的来看,衡阳湘剧夹在湘剧、祁剧之间,其高腔、弹腔都兼两者特色有之。唯独其昆腔,保存剧目多,自成一家。不过可惜的是,衡阳湘剧隔壁还有个湘昆(桂阳昆曲),说到湖南昆曲,衡阳湘剧总是难以和湘昆争锋。不过在戏曲衰落的时代大背景下,只剩下两个职业剧团(衡阳、桂阳湘剧团)的衡阳湘剧能努力活下去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