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与巡抚是中央互相制衡,防止一人独大的吗?

总督与巡抚是中央互相制衡,防止一人独大的吗?

当然不是。

整个世界历史上各种使职叠加的官制,如果没研究过古代文献,也没按照类似机制去执行过什么权力,那最浅显易懂的当然是一些表面上的制衡分权、利益分配、朝廷-地方/文官-武官权力之争等等静态框架下的“权术”解释,但是认真行使治理权力的官制根本就不是按这套来的(况且如果到了像周礼中所说的六命、七命以上有开府权限的层次就会知道,就算搞权术也不是这么搞的)。

这跟道德觉悟无关,因为复杂的逻辑机制是搭建任何一套有全套必备功能的官制所必需的,弓箭造的再大也射不上月球。

如果要问防止一人独大,那么答案是(不算1860之后的非常时期)按照清朝官制(及其所继承的明孝宗以后的晚明),总督、巡抚一类的官职,本就不具有一人独大、割据地方的可操作性,哪里还需要额外刻意制衡?他们是朝廷派出的方伯,所协调的那些州府并不是他们的封地或附属。

甚至总督、巡抚这些官名缩写本身都是个动词,不存在一个直接管理抽象的地方事务的单一的总督职务,比如直隶总督,它正式的名称是“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地名加上动词加上具体的事权拼起来的官职,两江总督的正式名称是“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操江、统辖南河事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陕甘总督是“总督陕甘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理茶马、兼巡抚事”,它的本质不是“总督”,而是后面那些事权的模块化拼接,需要有什么新变化了就在后面继续加词组。如果单独地看,其实那个跨省的大地区的“总督”位置并没有被真正实封,这种错开的设置是必要的,否则这个因为自然地理和人文条件又一定统一性的地区的性质它就会被遮蔽。它必须既被实际上提及,被各种事权在具体运行中统一,但是就是不能直接有这么一个完全实体化的区划还直接封给一个长官。

这里有一些比较好的回答已经介绍过总督行使权力的案例了,可以参考,

我们知道其实明朝官方账面上是没有行省和省这个称呼的,只有“承宣布政使司”,朱元璋仿宋朝制度弄的[1],但他其实根本没完全理解宋朝的这些司究竟怎么回事,还是按照元朝那种画地块的思路去设置了。宋朝的“路”不是划地而治有一个边界的“行政区划”,比如西北和北方前线,军事上的安抚路被切得很细,陕西那边总共六个帅路,然而财税方面整个山西的帅路都是一个机构统筹的。这种类似的模式英国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熟悉(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英国行政区划及其历史)而美国以及模仿美国的内地就不一定能直接带入。还有法国的大区也是如此:

后面明孝宗时期改制以后,各个承宣布政使司辖区内还有各种同级别的机构设置,再用各种地方学校理念代表和事务运作的方式混合拼接统筹,弄得就好像有一个抽象的省了,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所谓的省,因为明孝宗和明世宗的改革后,有督抚和各路巡查代表以及各种”司“的两套平行架构了,这才能重新勾勒出来一个所谓的省界,所以清朝就正式说有一个省了。但清朝根本不是有一个直接的实体班子叫xx省,清朝其实也根本没有什么“省府”机构。实际上你会发现从古到今世界范围内很多各种使职叠加的官制,都是只存在一个个点状的地方行政单位,其上分布着“各种分开的直面中央的事务机构”和“理念、决策上统一的委员会”,多重衙门并立、督抚居中调度、事务机构各接中央,以至于可以说有好几层行政区划(比如说清朝的总督-巡抚-道-府/州-县),也可以说根本就是朝廷直接统辖基层行政区划[2]。

清朝的省给中央上奏叫“会奏”,为什么是会奏,因为就是总督、巡抚领衔,布政使、按察使参与开个会然后集体表决再共同签署一个文件给中央上报。一件重大的地方御前请示,如果只有巡抚一个人签字,中央可能会觉得不够稳妥;但如果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四人共同签名上奏,就代表全省决策团队公议达成了理性共识,皇帝通常会很快批准,大概就是这样,巡抚总督是不能说自己一个人决策了提交个文件就开始直接调动权力运作了,没有集体签署就代表有疑问。

至于所谓的总督管军政,巡抚管民政,这也是不对的,本就没有所谓的总督和巡抚本质上应该有的某些专享事务,他们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理念性的反思性制度功能项,只是有些人在当代世界某些地方机械的技术主义治理下待久了就不理解这个了。

明朝的时候的督抚拿的印信还是长条形的表示临时性的印信,其职能权限到底有哪些都是明朝皇帝的任命书里面列出来的,没有列的就是没有权限,要去向上去重新申领,根本没有一个实体的总督巡抚还有些个本就有的像本质一样的权限。每个总督和巡抚在不同的时间点和事件里权限都不同。

清朝倒是不需要次次都专门找皇帝本人申报了,因为制度化了,直接做成法律模块了,也就是总督和巡抚带有代表皇帝的最高统一权的调动能力的王命旗牌,含义是“奉王命便宜行事”,先斩后奏直接是合法的,等于说清朝皇帝把自己的抽象的统一权限往下放了,依靠模块化的事权法律框架去在运行中让整个体系进行自我规定。然而这绝对不是那种随意的“放权”,既不是放纵他们肆意妄为,也不是让他们去层层加码执行皇帝的什么暗示,因为皇帝下放的其实也是一个抽象的普遍性功能统一接口,都无需带有任何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内容是在具体的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根据模块化的特殊性法律去生成的个别性。于是清朝的事权运行中甚至有是否符合“旗牌请出条款”的这个讨论,就是事权各个模块拉起来之后,到底依据当前的规定,旗牌的被召唤到底能不能去自动生成。不能的话,那就是总督巡抚自己去根据自己的主观个人意志去请旗牌,这就是僭越了。以个人意志凌驾于王命之上,那肯定是要有大问题,但是如果是事权的运作中需要王命发挥它的功能,这就是正当的,王命在具体的事物网络中在法律的运作中自我规定,这也是黑格尔所谓君主就是那个“i”上面的那个一点的含义了,i的主体是客观制度和事物运作画出来的,君主只是在这个上面点一个点,让i称为i。这同时也是加入黑格尔所说“人格性”当中的人发挥作用的方式,他们在这个意义上也相当于行使了君王的权力(比如说绝对理念的行动者王安石后来也被追封加王号了)

这里还有一个更直观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提到过,先知摩西、约书亚所建立的闪米特一神教王权如何在整个闪米特世界(尽管“闪米特”这个称呼能成立本来就是他们做成的效果)引导建立文明,让也门一跃而成为高度发达组织化和城镇化的文明区域的:

也就是同步建立起两个或多个互相咬合的对偶端项,让端项之间就像古代也门突然发展起来的时候那样几个因素恰到好处的被引导组合起来,相当于述行性的确认出本来就已经潜在的存在着而尚未成为现实性的现实性,然后让它真的成为现实。

在这个层次上,“王命”也是如此发挥作用的,而请王命的关键就在于,“先斩后奏”这整个流程要走完,“后奏“也要严格放在流程里面,就看整个链条能不能自我闭环。

这是一个很难以被把握的事情,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先斩后奏“了这个”后奏“代表着直接进入一个漠不相关性的再也没法重新去规定的状态。然而清朝这个不是这样的,它用的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的”推论“的模型,也就是任何关联和效果不能是单向的,不能进入一个莫不相关的领域,而是必须能够达到相互贯通的状态。必须看相互作用之下,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相互提供根据。后奏程序要求的是,先斩的过程中首先就得留给后奏充足的抓手。这个如果都不满足直接掉出相互作用的审查模型了就直接可以说失效了。

比如说,总督巡抚请王命旗牌的时候不是从自己腰间直接就摘下来就请了。王命旗牌是关在王命亭里面的,要请旗牌,首先得找总督巡抚下面自己的幕僚班子的刑名师爷去记录,然后记清楚依据哪个条款,具体什么对象,需要去请王命,理由论证也得写好,然后交给手下的中军官去执行,要举行一个请王命的礼制仪式,仪式上布政使和按察使和其他有关的事权专管官员都要参加,自己再抄录一份记录,然后附上自己的论证。最后才是执行,然后各个不同的部门再各自留一份细节档案,再按照”后奏“的加急性质,直接快马加鞭把所有文件一起递交给六部和皇帝,然后六部直接开启”照例后奏“流程。

既然请出来王命了,那么这个普遍性的统摄的一面的结果和一切过程的运作都有相应的原则,因为普遍性绝不可以自己截留任何私人的东西,也不能在运作中自己降级坍缩了。所以相当于根据请王命的流程里面留下来的探针接口,接入进去,跑一遍流程看看通不通顺,不通顺了那就有问题;事权的运作本来是通的,只是需要正式确认一下,让潜在的现实被确认成为真正的现实。

再比如,

这个案例是,总督在没有取得户部批准时,就已经下令改变政策;户部事后驳回;总督随后用实际执行结果和地方民生需要申辩;皇帝最终作出了追认性的裁决。

乾隆没有直接说户部错了,也没有赋予那苏图永久变更捐纳制度的权利,而是将已经发生的行政事实纳入一次有限范围的特殊批准。先承认现存粮食入仓和已成立的捐纳关系,同时给部分地区设定期限,最终回到一般制度。这个重要的地方在于,合法性审查与行政合理性审查发生了分离,户部做的是合法性审查,总督提请的是制度运作中的合理性,皇帝最终批复承认暂时的权宜之计,认定制度运作中的合理性胜出,要求户部批准。

清朝这个奏折和题本的区别也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的,有的巡抚还挺聪明,知道直接请王命了可能有问题还用奏折私人问乾隆,乾隆直接批驳了他要动用王命的请求,要求以具题题本的方式去照常进行。奏折是皇帝和下面的臣僚之间的私人通信,题本是等于制度中开了一个具体的项目组和事件,要按照相关事件的所有部门公议和走流程的方式来进行。到了雍正朝,可以进奏折官员的范围扩大,人数增加。除了满汉大臣、督抚提镇外,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副将、参将也都有获准具折者。杨启樵指出,康熙朝上折者仅百余人,而雍正朝却有一千一百多人。与康熙皇帝一样,雍正会在官员的奏折上批示具题字样,要求他们将具折之事再送题本上来。在故宫的23363件雍正朝奏折中,有333件批有“具题”字样,55件批“具本”字样。就前者而言,多数作“具题奏请”或“具题来”,或是加上“好”“甚好”“是”“甚是”等同意、赞许之词。而就后者而言,情况类似,多作“具本奏”“具本奏请”“具本来奏”“具本题奏”等,也见前有“是”“甚好”等嘉许之词,甚而可见“实慰朕怀”这样的欣喜用语。由于有些具折者仅是布政使、按察使、道员或总兵官,雍正皇帝会在这些折上批,“言之督抚,若意见相同,具题奏请(具本题请)”,或是“与督抚(督臣、抚臣)商酌(详酌)具题来”。

雍正的个人风格是非常喜欢亲自下场去给人具体指导的,但他自己也直接说奏折算是私人通道,里面的话是非正式的,奏折里面皇帝给的评语不能正式当合法性证明的工具去使用,不能再正式文件里面当作依据,皇帝私人的话语没有直接的合法性,合法性要在公议和制度运行里面去进行运作;如果官员希望拿到认证后去压制别人而不是去做起来一个通行的状态,那就根本没理解雍正的苦心,当时基本上清朝官员总数在1.5万附近,雍正长期稳定通信的官员就有1100多人了,这个比例可以说很高了,大概五六品的都会有机会。

按照官品对应的周礼九仪,总督的本官正二品(而加衔是额外提升的逻辑功能)差不多相当于周礼所说的八命层次,巡抚从二品是七命往上,准八命的层次;其实这个官制和君士坦丁的基督教罗马帝国重组的官制也是不谋而合,Praefectura Praetorio相当于大的驻防将军正一品vir illustris,vicarius大致对标从一品的驻防将军或明朝的总兵,vir spectabilis,而diocese下辖的那些省的行政长官大多数对应的是巡抚,级别是vir clarissimus;

而六命以上的运作方式要求,应当和核心有一个自然的理念交融,在实践中就能不断得到反馈,如果什么都要授权,那不就是一个六命的机构的样子,总督和巡抚不是这样的,与此同时他们的行动又仍然是朝廷和皇帝的延申,不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作为。

所以自然的,巡抚总督要会奏达成集体意见,也不是说他们是被其他人掣肘,要去各种外在地平衡的;而是能否成功的实践本来就能在会奏名单凑不凑得齐里面反映出来,就是有没有把内部给理顺通行培养出统一意见来的问题,所以这不是一个外在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