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个几年前的答案,现在还有朋友点赞感谢,着实惶恐。
之所以说惶恐,是因为这个答案,基本是抄袭熊逸《春秋大义》的,举例都是从书里摘抄的,只是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说了一遍而已。最早的回答没特意说明,被知友指出之后更新了一次,说明了主要是来源于熊逸《春秋大义》。但可能是知友没看到,也可能是我为自己讳,只说“来源于熊逸《春秋大义》”,而没敢直面“抄袭”二字,让大家起了误会,在此致歉。
鉴于已经有几十个点赞和感谢了,而且从评论来看,可能也确实对部分读者有帮助,答案就不删了,在正文前解释下,如果觉得这个答案还有点帮助,不用感谢我,请感谢熊逸。
另外,这几年又看了几本关于春秋学的书,对“春秋决狱”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但应该不会再来更新这个答案。如果知友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入门作品可以阅读熊逸《春秋大义》,深入学习可以阅读陈苏镇《春秋与汉道》,再深入可以直接看经传原文,或注疏了。
《春秋与汉道》之外,还看了几本关于春秋经的现代著述,有兴趣的可以参阅下:
《“术”“学”纷争下的西汉<春秋>学》
《<春秋谷梁传>政治哲学研究》
《汉代公羊家政治哲学探微》
《董仲舒与汉代公羊学》
/*******以下原回答****************************/
这个问题要理清楚,估计能出本书了,我简单讲下我所了解的东西,主要来源于熊逸《春秋大义》,谢 @罗文益 提醒。
所谓春秋决狱,从字面来看,很简单,就是按照《春秋》来决断刑狱,或者扩展下,就是按照儒家经义来决断刑狱,这没什么可过多解释的。我们的问题在于:为何要按照《春秋》来决断?按照《春秋》能否决断?还有如何按照《春秋》决断?
讨论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春秋》是什么书。首先,《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起于鲁隐公元年,讫于鲁哀公十四年,记载了这段时间鲁国的历史。但是,《春秋》却不仅仅是史书,他还有“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一字褒贬”,“惧乱臣贼子”这些性质和功能。简单说就是除了记事之外,还有其作者孔夫子对当时事情的评价,所以他还承担着思想方面的任务——因此,《春秋》向来是列在《经》,而非《史》中。这本书,记载了孔子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或者说判定。那么,当孔子成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他的判例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后世类似事情的评价、判定依据。要知道孔夫子可是当过大法官(大司寇)的,即便单从法律角度讲,后世援引孔夫子的判例也是追法前贤,明代黄正宪的《春秋翼附》在序言中就明确说《春秋》是“吾夫子之刑书”。历朝历代,都有成文律令,从秦律、汉律《九章律》、《越宫律》,以至《大明律》、《大清律》。但这些律令都不可能完备,制定律例的人再怎么想,也不会想到世上所有的事,特别是那些奇奇怪挂,模棱两可的事情。判案人无法可依的时候,总得有个基本原则,不然没办法判;还有些时候,虽然有法典可依,但是法典与人伦、人情相悖时,该如何判决?我记得我在上初中时,初二的政治课学的是法律常识,老师问过我们合情、合理、合法之间的关系。当合情、合理、合法出现抵牾时,法官该如何判决?——Duang!Duang!Duang!这时便该圣人判例《春秋经》出场了!不严谨的说,作为圣人著述,作为意识形态的代表,《春秋》(或可扩大的其他儒家经典)在某些特定时候,便是承担了基本法的作用。断案时按照基本法,吼不吼啊!
汉朝初定天下的时候,法令制度都不完善,这点想想沛公入咸阳时只有简单粗糙的“立法三章”就知道。所以大臣们遇到棘手的问题,就要援引经义来解决,即便武帝之前并未独尊儒术,但儒家也是当时的显学之一。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讲到“汉时以经义断事”时提到:
举个具体例子,《汉书·萧望之传》中记了一个故事:
(汉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内乱,汉朝有人认为可以趁火打劫,灭了匈奴,但大儒萧望之引了《春秋》中士匄(晋国范宣子)的例子,说不应该打,不仅不打,还应该遣使吊问。
这里萧望之援引的就是《春秋》,具体位置是在襄公十九年:
这一句似乎就是记载了事实,并无褒贬,也就没办法做判例。其实不然,关键在这个“还”字上,这就是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我们看《公羊传》解经说:
——“还”字怎么讲?——是个好词啊。——怎么就是个好词了。——这是表扬士匄不攻打正在办丧事的国家啊。——这是受命讨伐齐国啊,怎么还表扬呢?——受命在外,就可以自主进退了啊。
萧望之举了春秋的例子,朝廷也采纳了他的建议,最终实现了外交上的胜利——他建议遣使吊问的正是拱了王昭君的那个呼韩邪。看,我在呼韩邪和王昭君之间用了一个“拱”字,大家就明白我对两人的评价了,这也算是春秋笔法,一字褒贬吧 O(∩_∩)O
题目是说“决狱”嘛,就再举个刑狱方面的例子,这个例子是记载在《通典》中的:
汉景帝时候,有个叫防年的人,他的后妈叫陈论,杀了他的父亲,然后他就杀了后妈。怎么判罪呢?是否该以杀母罪而判大逆呢?时年十二岁的太子小刘彻说,不应该以大逆论处。因为继母之所以被称为“母”,仅仅是因为她是父亲的老婆,和真正的母不一样(没有血缘的关系和生育之恩)。现在继母把父亲杀了,也就是她自己把这层关系斩断了,已经可以不认她是“母”了,杀了她跟杀个普通路人一样。这样的话,这就是个普通的杀人案,而不是弑母的大逆案。
汉武帝的这番议论,其理论依据便是“继母如母”这句话,其关键在于“如”这个字。“如”便是相当于,等同于,但终究还不是(( ̄▽ ̄///)——这和后世的“如夫人”、“同进士”差不多的内涵吧。而“继母如母”这句话,正是来源于儒家经义——《仪礼》。而从一个“如”字引申出这么多,这也是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
等十二岁的小太子长大后,即天子位,广开言路,集天下贤才,治春秋的公羊家董仲舒脱颖而出,献《天人三策》,辅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经义在决狱时的地位就更高了,而作为圣人判例的《春秋经》则更加突出了。等董仲舒老了之后,朝廷遇到困难时,总是派人去找董仲舒求教,后来董仲舒在刑律方面给的建议两百多条,被整理成一本书,便是《春秋决狱》。
举个《春秋决狱》里面的例子:
案子很清晰,甲乙是养父子的关系,乙杀了人,甲窝藏人犯,现在问甲要怎么判?这本来是个简单的问题,案子都已经判清了,一个杀人,一个窝藏,该枪毙的枪毙,该坐牢的坐牢。但问题出在甲乙的关系上,这不是小尼姑包庇令狐大哥,而是父亲藏匿儿子。父子关系乃是五伦之首,儒家最是看重,《春秋》中也说了父亲应该窝藏儿子,那该不该特殊对待呢?不过这里还有个反转——甲乙是养父子,而非亲父子。养父子算不算父子呢?董仲舒给出的方案是,援《诗经》说明养父子算父子,援《春秋》说明父亲应该窝藏儿子,最终得出结论甲无罪释放!这时候,董仲舒还是直接在《春秋》中找经文,也就是说汉律中是没讲这个的,但后来唐朝就明确规定了父子隐匿不算犯罪(唐朝这个,百度百科看到的,没看到原文)。
《春秋决狱》虽然列了两百多个案件,《春秋》也有诸多实例可以参考,但毕竟还是太具体,每个案件、事例都有其背景环境。而针对不同的背景,相同的处置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褒贬,甚至同一件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褒贬。还是举上面范宣子伐齐的例子,我们已经看了《公羊传》,知道《春秋》是褒扬此事的。但我们也知道《春秋》有三传,重于记事的《左传》不说,长于阐发微言大义的除了《公羊传》外,还有《谷梁传》。对此事,《谷梁》是如何评价的呢?
可以看到,这里也是针对“还”字做了阐发,与《公羊》不同的是,他说“还”字是表示任务没有完成:范宣子是受命讨伐齐侯的,现在齐侯死了,那还打什么?到这为止还是褒扬此事的,但后面笔锋一转,开始声讨范宣子了:作为臣子应该“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功劳是老板的,错误要自己担。你范宣子义不伐丧,这事没做错,但这示好齐国的功劳,应该给老板,你擅自做主,这就该批评了。
⊙﹏⊙《公羊》认为大夫在外有权利做主,《谷梁》却认为不能揽功。如果要对范宣子士匄做评价的话,该怎么评?
鉴于此,简单依据经文还是不靠谱,我们还得从中总结出法理原理来,才好方便以后的灵活运用。这个工作董仲舒已经做了,《春秋繁露》里讲:
《春秋》断案的原则从其事实还原其作案动机,坏人作案未遂要罚,好人无心做了错事可以从轻。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原心定罪”。题主提到的张咏杀小吏,之所以被认为是“春秋决狱”,也是因为“原心定罪”这四个字,张咏从他贪一文钱(本其事)而推断出此人贪婪(原其志)。否则的话,贪一文钱而殒命,《春秋》中未必能找到相关例子。
比如,《新唐书》里有个案子:
十四岁的康买得因为父亲危险,就杀了人,最终结果是“减死”,原因呢?不是形势紧急,不是正当防卫,而是因为“《春秋》原心定罪”,“买得孝性天至”——如果当时康买得旁边的不是他父亲,而是一个路人,恐怕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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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第一次回答此问题时,还准备回答陈子昂、柳宗元的“关公秦琼之战”,讲一下礼、法之辩。但今天准备回答这部分时,发现这个问题已超出单纯的春秋决狱范围,而且柳宗元的文章,我在柳河东集中找到了原文,陈子昂的原文我却找不到了。。。。再说吧。
只针对题主的问题,讲清楚原心定罪应该也就够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