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西汉皇后与东汉皇后的出身如此不同?

为什么西汉皇后与东汉皇后的出身如此不同?

谢 @于谨 邀,其实这个问题邀请也有半个月了,但是一个是因为最近在读大革命的相关著作,一个是因为我对东汉也没有项秦末汉初那么熟悉,所以一直也没有回答,利用周末简单复习了一下,勉强尝试一下,就当做一个初稿,以后有机会再用文章的形式完善一下自己对东汉的整体看法

这个问题有简单的答法也有复杂的答法,简单的答法上面已经有答主提到了,因为东汉和西汉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同了,就像西汉的功臣是屠狗之辈,而东汉的云台二十八将中则有不少豪族了,但是复杂的答法则需要解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豪族,是怎样与作为【政治现象】的后宫外戚产生联系的,尤其是东汉的外戚其实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圈子,后期乱政的窦氏、梁氏、邓氏早在光武时代便是皇室姻亲的对象,即使是后来地位较低的宋氏也在东汉初年便与皇室产生了关联,换句话说,东汉的外戚现象确实是豪族兴起的表征,但是二者却同时存在一道鸿沟,豪族或许可以凭借自身的家业出将入相、四世三公,但是却无法走入皇帝的姻亲网络,早在东汉初年,一个封闭的姻亲圈子便已经形成,由此将东汉时期的豪族政治划分为宫廷和朝堂两个不同的场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逐渐侵蚀秦汉帝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对东汉的外戚政治进行考察,尤其是外戚与豪族之间的关系。陈苏镇先生认为,在更始败亡之后,各地豪族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形成一个个割据势力,因而光武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也就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但是这一进程并不顺利,尤其是起兵初期,由于光武在河北缺少根基,所以也最为动荡,比如王朗发兵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又如光武夺取魏郡后,【魏郡大姓数反复】,所谓的大姓即是地方豪族,为了获取他们的支持,光武一方面强调【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另一方面也对其积极笼络,联姻郭氏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环。郭氏是真定刘扬的外甥女,光武试图通过姻亲关系获得刘扬的支持,然而不久后刘扬企图称帝,光武不得不将其诱杀,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光武仍然立刘扬之子刘得为真定王,并且正式立郭氏为后,然而郭后的地位并未维持太久,随着统一战争的推进,东汉的统治日益稳固,真定刘氏对光武的威胁越发减小,而在建武十三年,统一战争结束,刘秀便以【不应经义】的借口将刘得降为列侯,四年后废郭后立阴氏,太子刘强也随之远走。因此,可以说早在东汉初年,立后便是一件重要的政治行为,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联,体现出地方豪族势力对政治局势的重要作用。

但是也就是在此时,以郭氏、阴氏为核心,包括马氏、邓氏、窦氏、梁氏等家族先后进入并垄断了东汉皇室的姻亲网络,此后除与皇帝联姻后,他们彼此之间也相互结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几近封闭的婚姻网络,比如梁氏得立的原因便在于【乘式侯商,先帝外戚,《春秋》之义,娶先大国】,而桓帝欲立田贵人被劝阻则是因为【田氏微贱,不宜超登后位】,均体现出这一婚姻圈子对于后位的垄断,地方的豪族即使实力强大也很难加入,除非首先与这些家族之间形成姻亲关系,进而接近这一网络,比如安顺之际的阎氏,便是通过与邓氏的姻亲关系走上后位的。

在东汉外戚政治的进程中,两位窦氏皇后具有转折点的意义,窦氏家族与郭氏渊源颇深,窦后的父亲窦勋的妻子正是刘强之女,章帝选择以窦氏为后或许也有向郭氏和解之意,窦氏为后一方面代表着东汉初年以郭氏、阴氏为核心的后宫斗争走上终结,同时也意味着外戚干政时代的开始。窦氏、邓氏、阎氏、梁氏依次登场,东汉朝政也在外戚与宦官的倾轧中走向衰微,而在窦武与陈蕃失败后,外戚也让位于宦官,此后的董氏、何氏、伏氏,与其说皇帝重新掌握了立后之权,不如说皇后之位已经不再重要了。

因而总体而言,东汉时代的外戚政治是豪族势力兴起的重要表现,是在朝堂之上的映射,但同时也有其自身的交际网络与发展倾向,其与地方豪族仍然保有一定的距离和隔阂,体现出秦汉帝制残存的特征。此外,还需要进行说明的是,有学者以西北集团与中原集团、郭氏集团与阴氏集团的方式理解外戚干政的历史,在我看来是存在问题的,第一,就事实而言这样的分类偏差很大,比如明德马皇后的籍贯是西北,但是她实际上通过与南阳阴氏的关系登上后位的,而所谓的郭氏集团,在郭后被废后也再未染指后位,岂有郭氏集团下的窦氏、梁氏纷纷上台,而集团首领默默无闻的道理?第二,这样婚姻家族之间很难说具有超越家族的共同目标,无非是通过婚姻交游的形式来维持、增强自身的权势,这样的结合即使比之“关陇集团”同样差距太大,第三,以我自身的观点来看,对于外戚政治的划分本身就没有太大意义,无论是哪个家族走上台前,他们对于皇权的腐蚀作用都是一样的。

在梳理过东汉的外戚政治后,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立后从来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政治行为,春秋战国时代,各国以姻亲的方式作为合纵连横的补充,而到了秦汉之际,皇权体制被建立在编户齐民制度上,帝国通过对地方实行强有力的控制进行统治,皇权的强化也就意味着皇帝对于立后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此时的外戚不仅不会影响皇权,卫青、霍去病反而成为抗击匈奴、强化皇权的保障。然而到了东汉时期,随着地方豪族的兴起,帝国对地方的统治无疑会受到影响,在地方表现为度田事件、废都试,在中央则表现为外戚干政,二者本质上是一体两面,但同时也存在间隔。此前学界多重视西汉与东汉的差别,以及东汉与魏晋的相似,但是对于东汉与中古时代的差别似乎着笔不多,实际上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东汉的外戚政治依然有其独特的运行模式,他所凭借的不是地方和朝堂的势力,而是婚姻交际网络,如果说魏晋时代是因为有了朝堂的势力皇帝才与之联姻的话,那么东汉时代依然有了联姻才有了朝堂的势力,换句话说,此时的外戚政治依然是皇权的衍生物,这显示出秦汉帝制与士族政治不同的一面,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真正体会东汉政治的过渡性。

之前和 @寒鲲 大哥也聊到过,东汉王朝整体上就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地位,一方面他确认了武宣之际【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故事,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宣元之际豪族兴起的进程,见证着豪族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腐蚀皇权,也见证着作为一种体制的秦汉帝制逐渐走向终结,东汉的豪族政治是魏晋士族政治的前身,他是秦汉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的底色与开端。